项目推进到第二个月，阿尔瓦雷斯方面主动提出扩大合作规模。
费尔南多在视频会议上说了一段话，我同步翻译给沈远和全体高管。
“根据前两个月的合作体验，我们已经向总部提交了升级方案。原定三年一亿元的合作框架，将调整为三年两亿四千万。新增的部分涵盖南美三国的分销渠道建设。”
沈远的手握着笔，手指发白。
两亿四千万。
是原来的两倍多。
会议结束后，沈远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。
“费尔南多私下跟我说了一件事。他说，阿尔瓦雷斯总部升级合作方案的直接原因，不是价格，不是产品质量，是你。”
我愣了。
“他原话是：'你们公司有一个能用母语级别西班牙语沟通的联络官，这让总部觉得你们对H国市场是认真的。'”
沈远放下笔。
“陆薇，你值多少钱，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但我知道。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：阿尔瓦雷斯方面已经向你发了一份邀请函。他们希望你下个月去H国总部，参加为期两周的合作战略会议。”
“费尔南多的意思是，他希望你以我们公司代表的身份出席，直接和他们的高管团队对话。”
我的心跳了一拍。
“全程西班牙语？”
“全程西班牙语。”
“我去。”
我没有犹豫。
三年前的我会躲。
现在不会了。
出发去H国之前，钱国安找我谈了一次。
地点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。
他请了一杯美式，我要了拿铁。
“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从使馆辞职吗？”
我摇头。
“跟你的原因差不多。”钱国安摘下老花镜，擦了擦，“在使馆做翻译，表面光鲜，实际上就是一台会说话的机器。所有文件经你手，所有机密过你眼，但你没有任何决策权。功劳是外交官的，失误是翻译的。”
“干了八年，我受不了了。就辞了，回来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——学财务。从头考了注册会计师，进了这家公司做会计。”
我问他：“你后悔吗？”
“后悔过。”钱国安说得很坦然，“尤其是看到那些因为语言问题搞砸的项目，我和你一样难受。但我选择了沉默。”
“年会上你站出来了。”
“那是因为老沈说错了个词。”钱国安笑了一下，“搞翻译的人有个毛病——听到语法错误，比踩了钉子还难受。忍不住。”
我也笑了。
“你去H国之后，会面对很多考验。费尔南多是个好人，但他的上司、阿尔瓦雷斯的CEO拉米雷斯，是个极其难对付的人。”
“难对付？”
“他不信任中国公司。过去十年，他和中国合作方打过三次官司，全赢了。他这次同意合作，一半是费尔南多说服的，另一半——是因为我给费尔南多打了一个电话，用了一些旧交情。”
我放下咖啡杯。
“钱老师，你跟费尔南多认识？”
钱国安点头：“他父亲老费尔南多，1990年代是H国驻B国大使。我在使馆翻译过他的多次正式演讲。小费尔南多那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，跟着他爸来使馆吃过好几次饭。”
我盯着钱国安看了好几秒。
“钱老师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？”
钱国安戴上老花镜，推了推镜框。
“你到了H国，自然会知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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